在春天和麦穗之间

今天下班在地铁上看《三联生活周刊》打发拥挤的时间，这期又报道了已经基本冷却的华南虎事件，不过文章另辟蹊径，题为《疯狂的镇坪》，对事件漩涡的所在地进了社会学的剖析。

文中描述了这是一个虽然有现代化通讯与世界联通却依然封闭的县，文中说：“镇坪的封闭力量不是电视、网络、电话能够打开的。政府内部，县里各机关的干部互相调来调去，出不了圈子。林业局的前任局长去当县人大政协主席，副局长去当公安局长，下属镇的镇长来当林业局长，粮食局副局长去当经贸局局长，县里就这么些人，更换位置。县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缺少工业、商业，当公务员是务农以外人们唯一的出路。”

到家里吃饭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焦点访谈正在对另一个县开炮，说从2003年7月以来，针对一些地方乱建开发区，违规使用土地现象严重的情况，国务院部署了清理整顿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工作。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规定开发区的设立和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最近，记者在安徽省枞阳县采访时发现，这里仍在违规进行开发区建设。

前者在媒体普天该地的声讨下仍然坚持有虎的荒唐，后者不顾中央文件三令五申，未批先建工业园。看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黄仁宇的理论，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 “潜水艇夹肉面包” ，上面是一块长面包， 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社会最喜人的变化是商业的发展，社会资源按市场流动和配置，因此两条面包之间的肉已经越来越长越来越厚，但是上下两块大面包却基本很少改变，压抑了中间的肉的生长，现在见诸媒体常有中国中产阶级要消亡的论调，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

先不说上面那块面包，先看下面那块，中国仍然是底层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和城市相比，除了沾了一点城市化的光的郊区外，中国的农村依然是铁打的一块。先前从农村脱离主要靠科举制度，社会巨变的时候靠农民战争，但这两者都无法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

而现在呢，科举制度换成了高考制度，以我自身做例子，我出生于郊区，跳出农村完全是因为高考，而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据我了解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农村，少数人通过高考跳出农村对其当地基本没有影响，当地人还是过着一样的日子。我的少数同学打工进了城市，但是他们无法留在城市，最终的归宿仍然是农村。我一个亲戚和我同龄，他在北京丰台打工几年，娶了一个也是打工的女孩，他们生了孩子，最终还是回到了我们那个郊区，那里才让他有家的感觉，在北京始终是异乡客、打工者，没有能让他扎下根来的可能。

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壁垒依然牢固，每年那么多人从农村出来参与城市的建设，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和我那个亲戚一样最终还是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中国正在大力城市化，城市的执政者们，你们想没想过怎么给那些外来打工者一个家园呢？

而最近叫停的小产权房，这个本来是打通城市和农村的一条好的途径，通过出售小产权房，农民获得了资本，在城市的打工者们也有希望能安居下来，但是现在却叫停了，城乡壁垒在土地政策面前牢不可破。

再说说上面那块面包，黄仁宇讲明朝时说，“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

黄仁宇在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时乐观的认为，经过国共两党内战之后，国民*党造就新的高层机构，共产*党造就新的底层结构，民法、司法体系的确立，技术的发展，令得中间工商业有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78年改革以来，中国已能在数目字上初步管理，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至此再无后退的可能，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黎明。

我承认确实现在的中国有了历史上从未有的黎明，但是这只是曙光，还没有到天大亮呢!

在华南虎事件当中，舆论普遍认为国家林业局应该给出一个终极结论，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帝制时代的思维模式：作为管理机构的顶层应该制止下层的恶劣行径，好比地方小官犯法，去告御状，皇帝肯定会作为一个公平的裁判。而并非一种现代社会应有的模式，即地方本身有自我监督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地方缺少这个能力，那么也应该是司法方面的介入，从地方直至最高法院，而非一种行政上的命令。

现在上面那块面包，依然类似明朝，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只不过，孔孟之道道德改头换面变成了新的口号和新的道德，所以我们看到在开头提到的“安徽省枞阳县未批先建工业园”，央视对之声讨，“ 地方经济要发展，但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和谐”的基础之上。”很苍白无力的话。我们也常看到，官员发生腐败被查处，依然要痛诉其丧失道德。

明朝的失败说明，靠文官制度来维持这么上下层难以流通的国家是不行的，这就要打破城乡壁垒，让农村和城市实现更快地流动，同时，真正建立起立法、司法、行政和舆论监督的四种权力相制衡的体系，这种体系也不是中央集权的，而是每个地方都要有。